BOB体育官方网站营养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公共卫生议题，由于营养所导致的生长发育不良、超重肥胖以及隐性营养不良对于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为改善这一问题，各国都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战略与公共服务产品就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的营养问题进行干预。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全球营养健康议题，并成功完成从被援助者到援助者再到领导者的角色BOB体育官方网站。作为中国全球公共卫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国际营养战略也开始进入发展期。本文将阐述中国国际营养战略的发展历史，同时分析中国现阶段国际营养战略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

　　营养健康是人类发展的核心动力，是人类一直追求的目标。中国政府历来关注居民的营养健康状况，将健康纳入国策，保障人民健康，增强人民幸福感。习多次强调，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这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把这件事抓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应该是全党全社会必须牢牢树立的一个理念。中国以提升自身营养健康状况为世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营养健康领域初步建立话语权，“不放弃每一个孩子”、“健康从娃娃抓起”、“健康丝绸之路””等逐渐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话语。回顾这一路中国政府为改善全球营养健康水平的努力，中国政府与人员克服了一个有一个挑战，并不断创新，取得了一个有一个成就。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营养战略经历了从关注基本食物安全到逐步提高营养水平的转变。在国内，满足粮食稳定供应以及满足居民基本营养需求是本阶段营养战略的核心目标。统筹食物分配以及避免由于营养缺乏而导致的营养缺乏性疾病成为本阶段食物营养政策的主要作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我国政府在农业和营养领域面临着自然灾害带来的粮食缺乏、食物供应不足等诸多棘手问题。1949年，我国粮食产量仅为2263.6亿斤，粮食平均亩产仅为68.6公斤[2]，仅为2021年数据的16.5%、17.7%[3]。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209公斤，同样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同时由于当时的粮食市场状态混乱，囤积粮食哄抬粮价的行为时有发生，粮食购买成为影响居民生活的巨大挑战。在营养方面，蛋白质-能量摄入不足以及各种微量元素的缺乏是居民面临的主要问题[4]。据调查，在1949年，婴儿的死亡率为200‰，孕妇的死亡率为15‰[5]，约有19%~42%的儿童患有营养不良，维生素B2摄入量仅为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RDA））的30%~60%[4]，地方性甲状腺肿、克山病、夜盲症佝偻病等营养缺乏症对众多中国居民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解决上述问题，在这一阶段，我国食物营养政策的关注重点是保障粮食能够稳定供应并且居民的最基本食物营养需求可以获得保障。

　　这一阶段，中国并没有面向国际的营养政策，与之相对应，中国在国际营养界的主要角色是作为被援助者来接受来自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些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援助。这些援助主要包括食品援助、农业技术援助和营养科研援助。食品援助主要用于缓解食品短缺的问题，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农业技术援助主要用于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例如引进新的农作物种类和种植技术，改进农业生产管理和农田水利设施；营养科研援助则主要用于提高中国的营养研究能力和水平，例如培训营养专家，进行营养状况调查和研究，开展营养干预项目等。虽然在这个阶段，中国主要是国际营养援助的接受者，但是这些援助对于改善中国的营养状况，提高中国的营养研究和干预能力，推动中国的农业和食品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国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为以后参与国际营养战略提供了宝贵的基础。

　　(二)改革开放至进入新世纪（1979-2002年）-国内营养战略建立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食物生产大幅度增长，结束了我国粮食长期短缺的历史，人民食物消费总量迅速提高，城乡食物消费正处于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的时期[5]，人们对于食物的要求开始由“吃的饱”向“吃的好”转变。但此阶段BOB体育官方网站，我国居民也存在营养健康问题。此阶段我国居民是以高谷物膳食为主的膳食结构，居民总体动物性蛋白质摄入不足，总体营养摄入水平偏低[5]是中国居民面临的主要问题。儿童中佝偻病、缺铁性贫血病、碘缺乏病以及缺乏多种维生素病依旧困扰不少居民的正常生活[12]。其中全国佝偻病预防协作组在1977-1989年的调查显示佝偻病的全国平均患病率为40.7%[4]；1981年进行的16省市198534例儿童的贫血调查发现37.9%的儿童患有贫血病[4]；到20世纪90年代全国仍有7.2亿人处在受碘缺乏的威胁[4]。

　　在1979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在国际营养战略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此期间，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农业和食品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人民的营养状况也有了显著改善。同时，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包括在营养领域。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国际营养战略往往与其粮食政策密切相关。一方面，中国在粮食生产和供应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对于改善中国自身和全球的营养状况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中国也开始通过对外粮食援助的方式，来提供国际营养援助，尤其是对非洲等发展中国家。这些援助活动不仅有助于改善非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营养状况，提高这些国家的食品生产能力和营养知识，而且也增强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时，这也有助于推动中国自身的农业和食品产业的发展，提高中国的营养研究和干预能力，对于中国的长远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阶段，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整个社会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56美元到2002年的1148美元[15]。经济水平的提升带动了食物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食物消费质量明显提高，居民营养结构有较大改善。与1990相比，到2000年中国居民的蛋、奶和水产品等高优质蛋白食物摄入量分别从6.2kg、4.2kg和6.5kg[7]增长到11.8kg、5.5kg和11.7kg[16]。然而食品工业技术落后，食品生产环境存在风险，特别是由于三聚氰胺事件所带来的影响，使得居民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视不断提升。在营养领域，绝大多数生产的食品营养密度较低，城乡居民营养不平衡，地区营养状况差异较大等问题依旧影响着许多居民的正常生活[16]。同时我国肥胖人口数量开始增加，根据中国全国营养调查（CNNS）的调查，2010-12年42.4%的中国成年男性和41.6%的中国成年女性处于超重或肥胖的状态，同时在6-17岁的男孩中18.7%处于超重肥胖状态， 女孩为13%[17]，肥胖人口增速居世界前列，肥胖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全国性公共议题。 因此在下一阶段中，我国的食物营养政策的核心目的是保障食品安全、推动营养立法，保证居民特别是重点人群的合理的食物与营养素摄入、平衡城乡之间的营养不均，以及减少营养不良和肥胖的发生率。

　　在2003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的国际营养战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开始重视把营养问题作为公共卫生问题的一部分，并将其纳入了对外援助的范畴。尤其在处理烈性传染病，如艾滋病、疟疾和埃博拉等疾病的应急援助过程中，营养问题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政府意识到在控制烈性传染病的过程中，患者的营养状况对于疾病的恢复和预防至关重要。因此，中国的援助不仅包括医疗物资和技术，还包括营养支持BOB体育官方网站。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提供营养医疗物资：向非洲等援助国家提供营养补充品，如蛋白质补充剂、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等，以帮助提高患者的营养状况和抵抗力。

　　2. 提供营养技术支持：派遣营养专家到援助国家，进行营养教育和指导，包括教育当地医务人员如何进行营养评估和干预，以及教育患者和公众如何进行合理的营养饮食。

　　3. 援建公共卫生设施：援建医院、诊所和实验室等设施，这些设施不仅可以提供医疗服务，也可以提供营养咨询和指导服务。

　　这些援助活动不仅有助于改善援助国家的公共卫生和营养状况，也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公共卫生和营养领域的声誉和影响力。这一阶段的援助活动主要集中在非洲地区，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东南亚和拉美等其他地区进行了类似的援助。

　　在这一时期，我国食物营养政策进一步获得完善，政策的可执行性进一步得到加强，协助政策落实的配套行动不断地出台，我国食物营养政策开始进入规范化与标准化时代。作为新时期最重要的国家级健康战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简称《纲要》）以健康优先、改革创新、科学发展和公平公正为原则，“共建共享、全民健康”为主题，人民健康为核心，在社会、行业和个人三个层面共同努力，要求到2030年实现“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危险因素得到有效控制、健康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扩大以及促进健康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这五个目标共13个指标[19]。同时纲要也指出要将健康纳入所有政策，并全力推动完善营养相关法律体系的工作。

　　在2014年至2018年这个阶段，中国的对外援助战略进一步扩展和深化。首先，援助的地理范围从非洲扩展到了中东和东南亚地区。其次，援助的内容也从烈性传染病拓展到了公共卫生领域的更多议题，包括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疾病负担、营养和环境等。同时，中国的援助形式和方式也有所创新和改变。例如，援助形式从原来的单一资金支持，扩展到了援助和投资并行。中国不仅提供资金，也提供技术和人力资源，投资和援建基础设施，如医院、疾病防控中心和药品生产设施等。这种援助和投资的并行方式，有助于援助国的长期发展和自主能力的提升。人才交流和合作也进一步规范化和频繁化。中国不仅在出现疫情时派遣专家进行援助和交流，也定期进行预防性的研究和教育交流。中国还开始向援助国派遣更多的长期工作人员，如医生和公共卫生专家，进行定点和长期的合作和交流。

　　总结来说这一时期，援助的方式也从原来的“授人以鱼”转变为“授人以渔”。也就是说，中国不仅提供援助，也开始帮助援助国建立和提升自身的公共卫生能力，如药品生产、疾病预防和控制、营养改善等。这种方式不仅能解决援助国短期的问题，也有助于援助国长期的发展和自主能力的提升。

　　这一阶段，全球暴发了新冠疫情，给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带来了巨大挑战，同时也为全球卫生治理提供了新的机遇。中国政府在这一阶段积极推动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推进全球卫生治理。中国政府加强了与国际卫生组织、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提供了一系列的疫苗援助和技术支持，推动全球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此外，中国政府还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改革，倡导加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推进全球公共卫生事务的协调和治理。在对外部分，中国也开始积极参与国际的营养战略。一方面，中国加强了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共享营养研究成果，引进先进的营养改善技术和经验。另一方面，中国也开始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营养援助，如向非洲国家提供粮食援助，参与全球的营养改善项目。

　　然而，中国的营养战略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如如何控制肥胖和慢性疾病的发病率，如何改善偏远地区和贫困人群的营养状况，如何实现食物生产和消费的可持续性等。这些问题需要在未来的营养战略中进一步加以解决。

　　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营养法律有助于提升全民营养健康水平。根据调查BOB体育官方网站，许多国家都出台了营养相关的法律。以美国为例，从二战以来美国政府为提升国民健康就开始出台了包括《国家学生午餐法》、《食品券法》、《儿童营养法》等一系列法律。这种法律上的保障使得许多由联邦所推进的营养促进剂项目具有了强制性，使得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必须要有所行动。同时法律和相关政策的实施有助于实现覆盖尽可能多人的营养安全网络，保障了个人的生活权益[22]。同样在亚洲，日本拥有较为完善的营养法律体系，包括《营养改善法》（已失效）、《学生配餐法》、《健康促进法》、《食育基本法》和《营养师法》在内的多项法律来明确全社会在营养这一领域的责任和义务。通过法律的规范有助于相关机构在全社会推广营养相关活动，提升居民的营养健康意识，为改善营养健康水平提供巨大的支撑。

　　中国可以借鉴世界各国优秀的营养法律，结合我国独特的社会文化与经济背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相关营养法律法规。通过法律，可以明确包括政府、教育机构、家庭、个人在营养提升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协同合作助力健康中国2030目标达成。

　　研究与出台政策相关配套措施，设计与评估有助于协助政策落地的工作方案、评价指标、适宜技术和工具包对于政策落地至关重要。的确，近年来我国的营养政策在可执行性上有所改善，但是依旧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在基层进行政策落实的过程中，由于缺少具体的工作方案、评价指标，以及对于配套措施缺乏科学的事前评估，使得政策无法具体落实的情况十分常见。以《营养健康食堂建设指南》为例，文件中要求餐厅进行形式多样的营养宣传活动，但是在审核中如何定义“形式多样”则缺乏具体的评价标准。因此政府有必要联合学术科研机构在政策制定时设计出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一系列定性、定量的数字指标，促进政策与项目的平稳推动。此外在设计配套措施时，评估其科学性、可依赖性、可执行程度以及是否易于推广同样至关重要。以“三减”为例，政府应鼓励学术机构、餐饮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应总结、交流，改良现有的减油、减盐、减糖方案和技巧，经过全面评估后形成适宜技术包，并进行推广与应用。

　　食物系统是保障居民营养健康、保障粮食安全、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23]。面对粮食资源分配不均、食品安全问题依旧存在隐患，食物浪费现象日益突出，改善现有的食物系统势在必行。通过食物营养政策引导食物系统向高质、高效、绿色与低碳模式转型，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服务体系，强化食品生产监督，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建立粮食产后损失监测评估系统，提升居民的营养健康意识，改善居民食物消费习惯，多维度全方位的建立可持续性的食物系统，助力健康中国2030的建设。

　　营养学界缺乏统一的声音是影响营养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24]，包括科研机构、临床医生、社会机构、食品公司在内的多个利益相关方没有办法进行充足沟通，使营养学界无法就多项议题达成共识。因此，在政策制定前，加强各个营养学各个领域的交流，凝聚共识，明确营养领域任务的优先级，用统一的声音与政府进行沟通，为营养立法打下基础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提高整体营养学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相较于农业领域和临床领域的专家，让营养学领域的专家更多的参与健康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也有助于政府设计更为全面的营养政策。政府应该明确与营养问题的有关的部门及其职责。尽可能的促成农业、营养与健康领域的互相合作，而非竞争。同时学术机构应担负更多的责任，在落实营养政策上提供相关支持和建议，鼓励学术机构与社会各界共同开发和推广相关适宜技术。

　　[1] 谢明. 公共政策概论[M]. 第一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

　　[2]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粮食生产情况[R].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农业农村发展成就, 政府报告,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4] 翟凤英. 中国营养工作回顾[M]. 第一版.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5] 国务院. 九十年代中国食物结构改革与发展纲要[S]. 国发[1993]40号.

　　[9]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S].

　　[12] 中国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计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教委, 等. 中国营养改善行动计划[J].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５日.

　　[14] 国务院办公厅. 一九八一年——二○○○年全国食品工业发展纲要[S]. 〔1984〕53号.

　　[17] 常继乐, 王宇.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报告(2010-2013)[R].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报告, 北京: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18] 国务院办公厅. 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R]. 中国食物与营养 发展纲要, 〔2014〕3号, 北京: 国务院办公厅.

　　[19] 中国中央委员会, 国务院.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S].

　　[21] 市场监管总局, 教育部, 公安部, 等. 《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方案（2020—2022年）》[S]. 国市监食经〔2020〕61号.

　　（作者：李振珲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BOB体育官方网站，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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